不能遺忘，但一定要原諒——二二八受難者，張七郎家族的故事

這幾天 FB 傳來個陌生訊息，是兩位美國朋友，說看到我的影片相當感動，想趁在台灣的這幾天跟我碰面，說不定可以一起騎個車、跑個步（看來是運動咖），甚至拍個片。

當然好啊！

看了他們的來歷，是個美國一間顧問公司的 CMO 和多媒體製作人耶！

CMO 是位女生，還是華頓的畢業生！她說雖然她在美國長大，但爸媽是花蓮人，常常回台灣，並且以台灣人的血統驕傲。

她又說她的曾祖父和祖父、叔公都是二二八受難者。

我點了她臉書，看到一篇她寫的有關她的父親的故事，我是邊流淚邊讀完的。

又看了幾篇這些受難者的故事後，我決定把我的周年慶假期用來翻譯她的這篇故事，在聖誕節分享給大家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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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講這個故事的目的不是為了政治，而是要讓大家去真正了解「為什麼」人們會是他們現在這個樣子的。

每個人有自己的故事。我們都需要好好的尊重他的故事, 才能真正的了解他。

當我的父親只有六歲的時候，他的父親、伯父、和祖父（張七郎先生，醫生、教育家、政治家），在1947年4月4號那天，從家裡被帶走、折磨、並且謀殺了。

我父親頓時成了家中年紀最大的男性，他握著 26 歲的媽媽的手，去村裡附近的郊原尋找三具屍體。

他記憶中那不堪回首的任務依舊十分清晰：帶回那三具像是被遺忘的玩具般遺棄荒野的屍體，都被折磨得幾乎無法辨認，並且都被行刑式的開了兩槍。

他父親的眼部被針刺得密密麻麻，右手腕骨折；他的叔叔臟器外露；他的爺爺相較起來算是被折磨得帶點「敬意」。

這就是二二八事件，大概三萬名台灣居民被屠殺，今天是第69周年。（編按：文章是2016年寫的）

家族朋友很勇敢地用塞滿稻草的牛車，偷偷幫忙將三具屍體運回。

我六歲的父親，趁著深夜親手將先祖的遺體抬到牛車中，並且用稻草蓋起來避免被士兵發現。

我六歲的父親，看著他 26 歲的母親、19 歲的姑姑、還有 57 歲的祖母（詹金枝女士），將她們丈夫的屍體清理乾淨，準備將他們安葬。

我六歲的父親，看著國民黨的士兵，趾高氣昂地在村裡兜售他們從三位先祖身上剝奪下來的衣物。

我六歲的父親，看著這個世界殘忍地改變了他的一生。

事件過後，我的曾祖母成了家族的支柱，她必須將信心和勇氣帶給家中兩位遺孀、三名失怙的小孩、和整個家族，即使大部分的「朋友」此時都不站在他們這邊。

在整個家族缺少父親這個角色，導致生活無以為繼的情況下，她還是堅強地扛了起來。

我父親記得她總是對大家的行為舉止、教育、和金錢都相當的嚴格。

但父親也記得她每天早上散步到山頂路上的哭聲－－即使她以為沒人聽到。

我的曾祖父曾是花蓮縣參議員，被推舉為議長，也是制憲國大代表。他是當地中學的創辦人、校長，更是名醫師。

他和同是醫師的兩位兒子，為了讓窮苦的人也有好生活，奉獻了他們的一生。他們到偏鄉行醫，對貧困的病人或是原住民都分文未取。

他們在居住的地區甚至全國到處推廣教育和和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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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父親常被一些組織邀請在一些研討會上講他的二二八受難故事，他所說的啟發了我：他總是訴求台灣和中國之間的和平。他不鼓勵二二八事件被提起時隨之而來的仇恨。

我父親、我的家族成員、和我，總是和人們說，我們不需要去遺忘這個事件，但我們一定要原諒。

到頭來，如果我們不去原諒而持續爭鬥的話，我們自己能好到哪去？

我知道我父親是個情緒強烈的人，他克服了人生中極大的障礙－－他在失怙又身無分文的情況下長大，他乘坐長達二十天的貨輪橫跨太平洋到美國去唸研究所（合法的！）。

他在芝加哥的餐廳裡值夜班（一小時0.75美金），拿到了化學博士，同時照顧我和母親。

我唯一一次看到他崩潰哭泣，是在他看到先祖們的墓誌銘時：

「兩個小兒為伴侶、滿腔熱血灑郊原」

我年輕的時候，我常常自問，為什麼父親在講到他的先祖的故事時，他都不哭，卻在他看到這十四個字的墓誌銘時，這些苦痛才將他淹沒？

我想我知道答案了，但我想把它藏在心裡。

在我成長時，我和父親的關係不是太好。

他不像那種典型的亞洲虎爸，他總是鼓勵我成為最好的自己、從錯誤中學習、並且跟隨自己的熱情。

即使如此，我們的關係在很多地方是波濤洶湧的。

直到九年前，當我學著自己後退幾步再往前看時，我才真正了解我父親為什麼如此行事、為什麼那樣說話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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